陈伯达深居简出的晚年生活

▲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籍贯

无讣告，无悼词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急忙敲响了隔壁老萧家的门。老萧立刻拨通了某医院的电话。在短短20分钟内，医生便赶到了现场。然而，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抢救措施未能奏效。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突然转凉，不幸因心肌梗塞离世。

陈伯达临终之际，身边陪伴的，是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然而，就在陈伯达突发疾病之际，陈晓农恰巧不在家中，他正乘坐从北京开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前往探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曾是陈伯达的第二任妻子，两人已离婚多年。陈晓农正是陈伯达与余文菲的亲生骨肉。

陈晓事后称：

数年前，父亲住院时便被诊断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然而，鉴于他心电图一直保持良好，且未曾出现明显的心绞痛症状，我们仅通过超声波检查发现冠状动脉硬化，因此医生和我本人都未曾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记得那是在9月20日，北京的气温骤降，早晨刚下过一场雨。我离开家时，父亲正沉睡得香甜，我心疼地不忍打扰他，便为他加盖了一条毯子，并将毛裤放在床边椅子上。后来我爱人告诉我，父亲醒来后抱怨天气寒冷。如今回想起来，天气的突然变冷可能导致血管收缩，而老年人的血管本就脆弱，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这或许正是引发心肌梗塞的诱因……

当日午后，陈伯达所属单位的负责人徐主任及同事们纷纷赶到现场，与陈伯达的家属共同商讨善后事宜。家属们坚定地表示：“我们完全遵从组织的安排，并且父亲生前亦曾反复强调，他离世后的一切应尽量从简。”遵循领导的指示，陈伯达以本名陈建相的身份，被送往北京八宝山进行火化。

尽管八宝山曾见证过无数次的告别仪式，然而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却独树一帜：没有讣告，亦无悼词。前来与这位长者作最后告别的人们，都是闻风而至，并未收到任何官方或组织名义发布的正式通知。

28日午前十点二十分，陈伯达的遗体于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展露。多年来，他始终避开了摄影机的捕捉，以至于家中亦无他的生前影像存档。陈晓农忆起去年冬日，有友人为他拍摄过一张照片，遂急切地请求摄影师寻觅底片并放大，这才得以拥有了一张遗像。

伴随着哀伤的音乐，四十余位人士目送陈伯达先生的最后一程。他们中有的曾是陈伯达的亲属，有的与他相交深厚，有的曾是他的秘书，有的曾是他的部属，还有的曾是他的门生。陈伯达先生的遗体之侧，摆放着众多花圈，花圈上题字：“陈建相先生千古”。然而，由于大众并不熟知陈伯达的本名，这些花圈上的字句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02 勾销“四号人物”

陈伯达，1904年至1989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

1927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1930年，他毅然归国，踏足北平，在著名的中国大学担任教职。

1937年，我于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担任教职，同时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关键机构履职。在此期间，我撰写了《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评论著作，因而跻身党内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宣传者行列。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中，他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召开后，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等职务。他还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著作，并曾协助毛泽东起草过若干党的文件。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他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然而，他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图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而备受争议。

1973年，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同志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

1976年9月，他不幸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关键成员，他在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本条目整体而言，信息基本无误，然而存在一处显著差错：陈伯达的被捕并非发生在“1976年9月”，实际上是在1970年10月18日，确切地讲，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实行拘押，直至1976年9月方才正式补行了逮捕程序。

回溯至1970年8月。

毛主席再度将庐山选为中共中央全会的会址。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庐山召开，这成为了陈伯达政治生涯的句点，他瞬间沦为全党的批判焦点。毛主席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警示全党警惕那些自诩为马克思的明白人，实则对马克思思想一知半解的个体。毛泽东的这番话语，直指陈伯达。陈伯达随即从政治的巅峰坠落至深渊。

在庐山，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名为“批陈整风”的新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批陈”即是对陈伯达进行批判。

陈伯达带着不悦的情绪，从庐山重返了位于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的家中。那是一处宽敞的四合院，往昔曾为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的住所。鉴于陈伯达对寒冷的敏感，入住时特意增设了一条玻璃走廊以抵御寒意。

自然科学类图书逾三万册，社会科学类图书亦达三万册。此外，还设有一间专用房间，专门存放珍贵的线装古籍。

陈伯达素来不沾烟酒，衣饰也颇为简朴。他的稿酬，大半都投入了购书的行列。此刻，往日热闹非凡的陈宅，显得冷清孤寂，门庭冷落。他退入了书房的避风港。这位平日里与书籍为伴的学者，竟一时间难以再沉浸于书卷之中。

陈伯达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他迫切地想要一睹毛泽东主席的风采！他渴望能够向毛主席倾诉心中积郁的苦痛。

陈伯达频繁地向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拨打电话，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与主席面谈的机会。然而，接到的回复却总是“主席已经休息”或“主席正忙”，言下之意是无论休息还是工作时段，均不可打扰。显而易见，毛泽东主席婉言谢绝了他的会面请求。

秘书亦已接到指示，不得擅自外出，亦不得对外拨打电话。显而易见，陈伯达已失去了行动的自主权。

这一天终于是时候降临了——那是在1970年的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不多一天，不少一日。

在那个1970年10月18日的日子，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与王保春，亦遭受了自由的丧失。他们被押解至北京政法学院，随即被隔离。

就在这一日，陈伯达失去了专车配给：那辆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以及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同样被拘禁。甚至他家的女工、保姆，曾任职于福建泉州制药厂的陈顺意女士，也在同一天遭受了拘押之苦。

于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荣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职，位列第五。至1967年初，随着陶铸的倒台，他跃升至“第四号人物”之位。然而，时至今日，他的这一身份已被彻底抹去。

在中国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又一位关键角色轰然陨落。

晚年深居简出

在创作此书——《陈伯达传》之际，我数次专程前往京城，对陈伯达本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并且还与他的亲属、秘书及其他相关人士进行了交谈。

屡次往返，我造访了那座鲜为人知的陈伯达宅邸。该宅的居住面积约为六十至七十平方米，内设客厅、书房、陈伯达的卧房、儿子与儿媳的居所、厨房以及卫生间。

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性格随和、真诚，而他的妻子小张则贤惠、朴实，两人悉心照顾着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内约十余平方米，布置整洁且简朴：一间三尺半宽的单人床，床板坚固，铺着蓝白相间的方格床单，搭配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头柜与两个玻璃书橱并立，窗边摆放着一个五斗柜，地面铺设着柔软的地毯。

我留意到两个细微之处：在寒冷的天气里，抽水马桶的坐圈上，特别地套上了一个由毛线精心编织而成的护套。显而易见，这一举措是为了顾及陈伯达年纪渐长，对寒冷特别敏感的习惯。

陈伯达的枕头格外宽敞且触感柔绵，显而易见，这样的设计旨在确保他得以“安寝无虞”。这微不足道的细节之处，却彰显了儿子与儿媳对陈伯达体贴入微的关怀。

家中常驻的成员，是他的那位7岁的小孙子，就读于小学二年级。这位小孙子为他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慰藉。他的视力依然清晰，听力也尚可。每晚的电视新闻节目，是他不可或缺的节目。若是电视台播放京剧或古装故事片，他尤为喜爱。

他通常不关注一般性的现代剧作，却对那些由经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情有独钟。至于那些描绘年轻人恋爱的剧集，则不在他的观看清单之中。

他对阅读的热爱无以伦比，尤其钟爱于翻阅各类报刊。他常览《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北京晚报》，对国内外局势保持高度关注，并对那些涉及“文革”历史的文章细细研读。邻里间的情谊深厚，若陈家无人下楼领取报纸，邻居们便会主动将报纸送至他家门口，轻轻插入门把手上。

他频繁地要求儿子为他购置书籍。陈伯达昔日被誉为“藏书之家”。他个人的藏书量，早已超过了万册之数。往昔，他居于四合院之中，家中数间房舍皆被书籍所填满。

陈伯达将大部分薪资与稿酬尽数投入于购置书籍之中。早年，陈伯达享有稿酬之益，然而自1958年起，他主动提出放弃领取稿酬，以期助力国家建设。自此，他毅然决然地中断了稿酬的领取。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在回忆中提及：

自1958年起，父亲未曾再提及过领取稿费之事。然而，关于这笔稿费的去向，他始终未曾透露分毫。直至他仙逝，我才从其前秘书口中得知，自1958年起，他的稿酬以及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期间的薪资，均已悉数捐赠给了科学院图书馆，此事宜由秘书亲自操办。

陈伯达在获得保外就医的待遇后，每月仅能领取100元的生活津贴。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情况考察，他们当时与陈伯达境遇相仿，同样每月仅获得100元的生活补助。

陈伯达每月的生活津贴为100元，其中三分之一，即约30余元，被用于购置书籍。然而，对于陈伯达而言，这笔购书费用显然是远远不足的。因此，他不得不借助老友之力，向相关部门借阅部分书籍。自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津贴提升至每月200元，这才使得他的购书预算略有宽裕。与此同时，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生活费也同步增至每月200元。

04 秀才风骨

马克思的《资本论》精装版，以及《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等。此外，还有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以及《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作品。

那本半开着、阅读至中途的书籍，正是《圣经故事》。陈晓农向笔者透露，他的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尤为偏爱文学经典，曾特意叮嘱他购买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的作品。书籍如同浩瀚的海洋。而他从这无垠书海中精选出的这些引起他兴趣的书籍，实则映射出陈伯达晚年丰富的精神世界。

陈伯达，依旧保持着书生风骨，阅读与浏览报纸成为了他最大的乐事。他的思维机器未曾停歇，持续在思考之中。高楼之中，宁静至极，几乎听不到任何喧嚣——唯有偶尔，能捕捉到那位居住于此的知名女歌唱家练声时传来的悠扬歌声。

他不懈地将自己的思绪凝聚为文字，幸而他的手虽在服刑中未曾颤抖，仍能紧握笔端，挥洒墨迹。尽管身处囹圄，无法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他仍旧笔耕不辍。部分文稿经人转呈，得到了中央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得以排版印刷，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传。

这些文章虽仅标注了作者陈伯达之名，却未披露印刷单位、印数及分发详情。然而，所用纸张为优质道林纸，采用16开本，以大字仿宋体精心排版，由此可见，绝非寻常机关之作，而是流通于较高政治层面之文献。

我深入研读了他那些未曾公之于众的文稿，并列出了若干篇目的名称及创作时间，旨在让读者一窥他在高楼独处时所沉思的内容。

1982年1月，发表了《深入探讨日本的“生产率革命”》。

1982年三月，聚焦于《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较量及其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发表了题为《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探析中国佛学中的顿悟与渐修两派》的论文。

于1982年8月4日，撰写了《对“黑格尔之反绝对……”的解读》（读书笔记）。

于1982年9月18日，《论儒法两家实则同根生——品鉴“四人帮”杂记》

1982年9月26日，特此撰写了《附记》以补充上文。

1982年12月22日，撰写了《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

于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与秘密之战》正式面世。

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婚姻之谜》的文章问世。

1983年9月，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文章《与痛苦的变革抗争——电子学革命杂谈》问世。

于1984年6月26日，《对美国人的两部著作的评论——〈大趋势〉与〈第三次浪潮〉》。

1985年三月，发表了《基督教东来记——对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与史式微的〈江南传教史〉两部著作的简要述评》。

1985年6月17日，发表了四篇读书笔记，分别是《辩证法与理性》、《浅论“尺度”》、《论唯意志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及实用主义等观点》，以及《记载黑格尔、恩格斯、列宁关于形式逻辑的论述》。

1986年1月，《长思》

1986年春季，《对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观察》

1986年11月4日，发布了《关于农业合作化若干问题的材料》。

……

他亦曾记录下诸多历史事件的回忆。在创作过程中，他通常先草拟初稿。从这些草稿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密密麻麻的勾画、删减与修改痕迹，满篇皆是各式各样的修订符号。待内容定稿后，他便一丝不苟地重新抄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其独特的写作风格。

他以一支蓝色圆珠笔，在市面上常见的400字绿格纸上记录文字。文章末尾所标注的日期，通常代表着文章的完成时间，而非当天书写。所撰文章篇幅不一，既有几千字的短篇，亦不乏上万字的鸿篇巨著。其字迹工整清晰，易于辨识，简体字中穿插着诸多繁体字。

陈伯达近期作品频繁引用经典文献，似乎相较于他20世纪40年代笔下的作品，少了那份灵动的气息与锐利的文风。然而，这位已逾八旬之年的长者，思维依然敏捷，见解亦颇为独到。

所公开的他的文稿，均创作于他卸任最高法庭被告席之后。他并未让自己的思绪陷入持续的自我反省或沉沦抑郁之中，而是将视线从高楼移向了远方。正因如此，他不仅阅读了美国人的新著《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还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析与评价。